《三体》告诉了我们很多,但也什么都没告诉
这是篇旧文。去年大概这个时候,我爸的学者朋友艾伯伯心血来潮看完了《三体》,表示不知所云。所以,他希望我能简单给他解释解释,这本书究竟告诉了我们些什么样的道理。这篇文章其实是我给那位伯伯写的一封信,此处略作删改。
《三体》有上中下三部。和其他很多人一样,我大学第一次读到《三体》的时候,惊为天人,相见恨晚,抱着书连看了三天三夜,读完的时候,从书里回到现实,那种缥缈的,不真实的感觉,让我恍惚了好几个礼拜。所以当我爸告诉我,艾伯伯竟然愿意花点时间,去读一读《三体》,还想问一问我的看法,我很是惊喜,也十分愿意,但同时也有些高兴。毕竟伯伯和文字打了几十年的交道,我得花点功夫,才不会显得班门弄斧。
《三体》首先在《科幻世界》2006年第5期进行连载
在讨论之前,必须先阐释清一个概念,即科幻作品,对于中国来说尤其是近20年的科幻作品,不能,也不应被视为“科普作品”,科幻小说的存在也绝不是仅仅为了普及科学知识或培养儿童对于科学的兴趣。但遗憾的是,这一偏见的,错误的看法却是大多数人对待科幻小说的态度。书店里的科幻作品,只会摆到畅销书,通俗文学,儿童文学的区域里,与以乡土文学为代表的当代中国“主流”文学遥遥相对。成人痴迷科幻会被认为长不大,孩子气,而孩子看科幻会被训斥说看课外书,不务正业,不如直接学习数理化来得实在。
中国科幻在80年代中期被视为“精神污染”而大受批判
(点阅读原文可了解更多这段历史)
一定意义上,科幻文学在中国的尴尬位置有一定的历史渊源。20世纪初,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近代学者将科幻(当时被称为科学小说)作为启发民智的途径。他们认为,通过科幻小说这一通俗的媒介,民众可以熟悉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科技产品,将民众的思想从“铁屋子”里解放出来。他们试图以这样的方式,开始中国自身的启蒙过程。于是,在一开始,科幻小说在中国便被赋予了现实的,教育的,救亡图存的沉重意义,在这后面的一个世纪,中国科幻文学历经数次起落,却从未在民众的认识中彻底摆脱“科普”,“启蒙”这层意义。
20世纪初,中国的科幻作品与“启蒙”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插图摘自NathanielIsaacson,CelestialEmpire(2017:163)
或许历史上的中国科幻可以从这个角度进行解读,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降,中国科幻作品有着质的改变,它不再以知识为导向,不再以科普为目的,它开始质疑,开始反思,开始讽刺,置读者于精妙构建出的两难的境地来重新审视人们的伦理道德体系与“理性”之间的冲突。从这个角度,科幻文学并不像主流文学一样来描绘,反映现实,而是构建出一个新的,虚构的,理想化的现实,在这个现实中,我们当下的理性同道德的冲突被加以戏剧化的放大,而变得尖锐不可调和。那么,在这个意义上,《三体》向我们构建了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又展示了什么样的冲突呢?
刘慈欣的另一部作品《中国2185》,虽从未出版,但被视为但仍被视为中国新生代科幻的开山之作
1.自然科学的神圣化
作者刘慈欣曾经说自己是一个“科学主义者”,认为人类当下所面临的矛盾和困境,都可以通过未来科学技术的进步,通过对自然更深入的认识而消解。“当生存问题完全解决,当爱情因个体的异化和融和而消失,当艺术因过分的精致和晦涩而最终死亡,对宇宙终极美的追求便成为文明存在的惟一寄托……”这勾勒了刘慈欣小说中所谓“科学”的根本面貌——科学的目的就是为了追求一种终极的美感,这种终极的美感既崇高又神圣,竟至于其他的美感在它面前可以视为不存在,连生命的价值在它面前都黯然失色。
科学所带来的崇高性(Sublimity)是《三体》的内核之一
《三体》中,科学的,尤其是基础自然科学的重要性和根本性在情节的基本设定中彰显无遗。在故事刚开始,地球的科技便被来自三体世界的高科技“锁死”,再也无法取得实质上的进步,而这是因为三体的智子机器人可以干扰高能离子加速器的实验结果,使人类无法进一步认识物质的本质。他打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比方,说如果人类无法认识的原子的基本结构,那么哪怕我们可以制造出最为锋利的剑,却也根本无法想象原子弹的存在,而这种进步无能,也预示了人类在三体面前完全处于下风。
大概就像这样子的下风吧
于是,通过《三体》,刘慈欣预设了他的理想现实的三个前提:第一,文明以生存为最终目的;第二,以自然科学,尤以物理学为甚,为基础的科技进步是文明得以生存的保证;第三,除非加以限制,否则人类便拥有认识宇宙,发展科学的无限潜力。从这三个前提出发,科学即是文明生存的手段,同时又是文明生存的目的,以至于科技理论上可以发展的如此不可思议,以致于其外在表现“与魔法无异”。这样,刘慈欣解构了“神”得以存在的不可知的空间,一切都是人类理性的触及范围,“神”的戏法不过是暂时无法理解的技术或是现象罢了。但如此一来,他同时赋予了“科学”以神性,科学变得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即是人类存在的目的,又是达到此目的的途径。
阿瑟·克拉克的第三定律:“任何足够先进的技术都与魔法无异”,其中隐含的前提是,那些我们不能理解的现象终究可以通过科学和理性来解释——大刘对此深信不疑
而在后面的情节中,凡是涉及到人类“道德”与科学之间的冲突,无一例外都是为了最终的人类生存,道德与伦理别无选择只能屈膝与科学的神性之下,以科学与生存的名义,所有的暴行都是合理的,可理解的。而这样的逻辑,也表现出刘慈欣功利主义者的信条。
2.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
按照边沁的功利主义学说,社会全体的幸福是由组成此社会的个人的幸福的总和。社会的幸福是以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来衡量的。如果增加社会的利益即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倾向比减少的倾向大,这就适合于功利原理。可以说,边沁的学说是当今经济学的基础,其引申出的效用论与边际效用是微观经济学最核心的概念之一。但是,当这一理论涉及到伦理冲突,当人们的个人幸福可以简单相加,又会发生什么?
是时候搬出我们UCL的校长了!
《三体》构建了一个末日体系,即在可预判的未来内人类文明将会彻底毁灭,在这样的前提下,“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便是文明得以继续生存,便是发展科学本身。在这样一个严酷的背景之下,所有的人必须齐心协力,以保证人类文明作为一个整体得以保留。所以,为了生存,为了科学,道德与艺术可以被抛弃,少数人的幸福可以被牺牲。在《三体II》和《三体III》中,当人类文明遇到直接威胁的时候,暗杀执拗于错误观念的科学家,不惜与政府开战造成几十万人死亡,这些种种为实现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即文明生存)的行为,都被小说中的角色,被作者,甚至被普通读者认为是合理的,理所当然的。
三体舰队来袭,数不清的人为之叫好
而最有意思的,正是这样一种功利的,奉科学为神性的,以我们当下的标准来看非道德的科幻世界,如何在读者圈子引起如此之多,如此之强烈的共鸣?
3.现代性的陷阱
实际上,科幻小说在西方的出现与现代性这一概念的殖民性扩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现代性是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最为重要的意识形态变化,它标志着传统宗教的终结,以及个人理性的诞生。一般来说,现代性同样也预设了几个基本的前提条件:
"现代性"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康德(你瞅啥?)
首先,是主体性的确立,将人的理性从上帝回归到人自身,即所谓“以人为本”,而人认识世界的过程也从上帝的启发变成了人自发,自觉的行为。而主体的存在,也就意味着客体的存在——我之所以是我,是因为我同其他的任何人或物都不同,所以客体是主体创造的,通过其与主体的不同来体现主体自身的存在。这一主客体对立的逻辑,是现代性的重要标志。其次,知识被认为是绝对的,客观的,普适性的。知识一旦被主体所认识,就会成为客观真理而存在。第三,进化的线性历史观的构建。人类的历史被划分为各个发展阶段,后一阶段是前一阶段的进化,因此处于发展后期的文化更为高等先进,对于处于发展阶段前期的落后文化有着主导性的话语权。
萨义德在《东方学》中对此进行了猛烈批判
因此,通过这样的现代性逻辑,西方将世界上其他的落后文化通通都视为确认自身先进性的客体,即“他者”,这样落后的他者自然就需接受先进文化的教育,同化,先进文化也有义务向其传授客观的普适的知识来让落后文化变得更为“高等”。所以,人们需要科幻小说这一载体,来构建“他者”,在星际的范围内模拟殖民扩张与意识形态的传播。
尤其是在较为“经典”的科幻作品中,外星人的形象很多时候都被“他者化”了
不可否认,现代性给当今世界带来的福利和变化毋庸置疑,在现代性指引下的社会发展前所未有,但其自身固有的内在危险,在西方如今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注意和批评。但在中国,80年代开始随着市场经济和资本势如破竹地涌入,现代性也真正半自发半引入地在中国社会生根发芽。同西方一样,人们也越来越开始注意到科幻小说这一新兴的文学体裁,来构建为了主体而存在的外星他者,来体现现代性带来的对于科学技术无以复加的重视甚至崇拜,来体现技术实现的先进文明对与落后文明的教化责任。这种教化责任不一定体现为人类文明对于其他文明的教化,同样,其他文明对于人类文明的教化也是这一逻辑的体现。在《三体I》中,人们想当然认为三体的先进技术足以教化人类的道德顽疾,就是这一观念在文学中的表现。
在《三体》取得现象级成功的同时,我们还要思考,为什么是《三体》?为什么是现在?
可以说,《三体》之所以受到如此广泛的欢迎,除了它自身宏大的想象力和精妙的科幻构思,更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是现代性的完美体现,是最像科幻的科幻。它满足了读者对于现代性社会以及对于科幻作品的所有预期,不论是科技上还是伦理上。
其实,现代性给人类带来的除了发达的技术,还有两次世界大战。希特勒的德国有着高度发达的工业,有着人民意志的绝对统一,有着为了人类的总体幸福而牺牲少数人(犹太人)的幸福的使命感。而这种现代性所带来的危险,确隐藏在它所带来的福利当中,蒙蔽了所有人的眼睛,它在科幻中文学化的体现收到了读者如此广泛的接受,无疑是需要警惕的。现代性在西方早已展示了它狰狞的陷阱,而刚刚尝到甜头的我们却打着“现在没有人有资格质疑科学主义”的旗号,义无反顾地踏了进去。
在其两部著作《现代性与大屠杀》和《流动的现代性》中,齐格蒙特·鲍曼深入探讨了“现代性”潜在的各种问题
《三体》没有“告诉”我们什么,任何文学作品都不能从“告诉”这个角度来理解。不管作者刘慈欣本人的看法如何,《三体》引发了人们多科幻文学兴趣,激起了读者对于更深层次问题的讨论,这个效果,已经很有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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