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历史的史诗：刘慈欣《三体》中的时代症候（一）

自2015年8月23日，刘慈欣的小说《三体》获得世界科幻大会雨果奖“最佳科幻长篇”奖项以来，“三体热”便在国内的文学界与研究界持续升温。不过，不管《三体》带来了多么鼓舞人心的科幻愿景，但可以肯定的是，刘慈欣并不能提供一套大众文化再生产的成功模版：在参差多样的中国当代科幻作家当中，他足够有想象力、足够清晰，但又是特殊的，无法代表或概括中国科幻写作。

甚至可以说，他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抗拒一般意义的文学批评，因为无论语言、人物、叙事方面还是对历史与现实的再现方面，它们都很难让人十分满意。《三体》（或《地球往事》三部曲，包括《三体》、《黑暗森林》和《死神永生》）有如一块璞玉，不时显露出玉石光泽，但所触之处却常常是粗石，虽然能够感知到它的价值并受之吸引，但仅凭目光很难断定它的外形和成色。那么究竟是什么令读者对它爱不释卷，刘慈欣又是用怎样的材质和方式来黏合、搭建起其宇宙想象呢？

一、积木式叙事

对于一名普通读者来说，阅读《地球往事》三部曲首先会遭遇的，恐怕是一种叙事上的跳跃感或拼贴感。这不仅仅来自因“冬眠”技术造成的时代的跳跃式更迭，更是存在于许多影射历史的细节当中。其中最为凸显的，是对文革历史的叙写与地球叛军“三体组织”的想象。叶文洁的文革经历与“红岸”是引发三体危机，进而迫使地球领悟黑暗森林法则并卷入宇宙降维灾难的起点。

然而，不难看出，这种再现文革的方式是陈旧和平面化的，仍然落在了70年代末伤痕文学书写个人创伤经历的窠臼当中。同样，在地球叛军言必称“我主”、期待“我主降临”“消灭地球暴政”的组织形式上，也可以十分清晰地辨识出一种极度简单化的、以基督教为蓝本的宗教想象。

无疑，从叶文洁的文革创伤到基督教式宗教狂热，这两者之间的拼贴非常怪诞——文中仅仅简单将“三体运动”的产生与发展归结为“人类文明自身缺陷产生的异化力量、对更高等文明的向往和崇拜、让子孙在终极战争后幸存的强烈欲望”，但这种宽泛的因果联系很难禁得住进一步推敲，即如果说叶文洁的个人经历使她期待三体文明的话，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一种集体性的对三体文明的非理性崇拜？而在《黑暗森林》中，三体组织的消失也同样突兀、不明所以，仅仅在罗辑冬眠一百八十年后再度苏醒时，由乔纳森轻描淡写的一句话说出：“ETO？地球三体组织早在一个世纪前就已被完全剿灭，现代世界已经没有他们存在的社会基础。”

《地球往事》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由许多这样的“叙事块”堆积而成，一些“叙事块”包蕴着某种关于社会历史的、如同数学公式般的朴素想象。换句话说，这部被颂为史诗的长篇小说中充满空白与断层，一方面视野与想象极为宏大，另一方面叙事段落的过渡并不顺畅，社会形态的跳跃性也很大。比如三体游戏中的文明更迭，“思想钢印”预设的集权社会等。

尽管这些叙事块由一条情节主线串联起来，但它们并不仅仅为情节逻辑服务，也不在意彼此之间的因果连接，相反，它们具有强烈的自我展示欲望，迫使叙事减缓暂停，在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次级情节中巡回展演。如云天明大脑的远航与回返一段中，既没有言明他在三体文明中的遭遇，也没有交代为何了解人类思维复杂性、并且不理解人类之“爱”的三体人能够允许他与程心见面、讲述童话。

这种“积木式叙事”同样表现在科技想象的陈列上：太空电梯、智子、基因武器、量子态地球舰队、水滴攻击、二向箔……刘慈欣毫不吝惜地展示着他瑰丽而恣肆的科技想象力，将这些奇妙的物理构想高密度注入文本，尽可能详细地对它们的原理与效果加以说明。不过，可以看到，对于科技幻想的执着，在一定程度上令情节的组织与递进反而更像是为了展示这些幻想的支架或辅助物，这显然干预了叙事的流畅性。

在此，使用“积木”的比喻，是为了尝试理解刘慈欣粗朴而又引人的叙事方式，避免做一般意义的价值评断。在笔者看来，所谓“积木”是刘慈欣对历史、社会现实与科技未来的思考片段的凝结物，它们在其写作中以相对松散的方式堆积起来，最终形成一个时空跨度都极为宏大的整体。但是，“积木”的比喻也有另外一层含义：它带有某种去历史性，即它将历史扁平化为一个个质地相仿的理念，而非去触及历史本身的复杂地形或具有连续性的历史表述。换句话说，历史之于刘慈欣，有些像是《三体》中“三体游戏”那种怪异戏谑的处理方式，以文明进化的形态存在，而其最终留下的，是一些英雄人物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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