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体》的马基雅维利式价值观：为了生存可以牺牲道德？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以及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升，近年兴起了一种以“文明”来解释中国社会历史的倾向和潮流，借助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资源，当代的大众文艺作品不断塑造和加强“文明中国”的形象。这种文明论赋予了“中国文明”超越现代性文化的根本优越性，因而具有巨大的积极意义。
然而，在当下右翼思潮席卷全球的情境中，刘复生认为我们必须要警惕这种文明论所具有的保守倾向，尤其是它具有滑向右翼的危险。“赫希说，任何’恢复’或强化共同体情感的做法，对这些群体而言都于事无补，因为我们的历史情感和传统正是问题的部分，而非答案的一部分。”在讲座的结尾，刘复生借用赫希的话再次向人们敲响警钟。
中国的当代文艺具体是如何展现文明论的？在这些文艺作品中有哪些保守倾向值得我们警惕？4月25日，华东师范大学邀请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院长、文艺评论家刘复生举办了《文明论与历史小说》讲座，刘复生对这些重要的问题做出了回答。
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院长、文艺评论家刘复生，著有《历史的浮桥》《思想的余烬》《文学的历史能动性》等。
太平天国是挑战儒教的“邪教异端”？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文明论的思想开始被运用到历史小说中。作家二月河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时期内，相继出版了“清帝三部曲”（《康熙大帝》《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其新权威主义的历史叙述就已经开启了文明论的主题。
二月河的“清帝三部曲”
从形式上看，这些小说还带有“改革小说”的痕迹，但叙述的重心已经不再是改革的必要性。在二月河的历史叙述中，真正重要的是在摧枯拉朽的改革进程中帝王的专断权力，以及他们如何运用雄才伟略建立秩序，化解改革带来的社会危机，维护改革的新秩序和新方向。在“清帝三部曲”中，帝王们已经不担心改革的成败，而是要将主要精力放在应对来自权臣鳌拜、“三藩”、“八王党”及年羹尧等的挑战。在这些小说中，改革有时甚至只是控制绝对权力的手段，在二月河这里，改革只是实现帝王伟业和走向盛世的一个环节。
在小说里，二月河有意识地处理了华夷之辨以及满清如何成为合法的中华文明正统的问题，比如小说写到中华文明如何处理与外部的关系，以及康乾时代对周边民族的征服与归化等等。刘复生提到《康熙大帝》里的一个细节，在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时，吴三桂派了一个刺客在大殿里埋伏，当时康熙正在和一些大臣商议国事，“加班”到很晚，刺客听了他们的“会议”之后非常感动，便主动现身投靠满清。刘复生指出，这其实是在映照现实的基础上阐释了满清的“合法性”，满清成为中华文明正统是因为清朝为中国带来了和平安定和经济增长，让老百姓过上了好日子，这与现实中中国飞速的经济发展是相一致的。
电视剧《康熙王朝》截图
在清朝的对外关系方面，二月河用了大量笔墨叙述，比如收复台湾、平定准噶尔叛乱等事件，这些叙述解决的是内部多民族秩序的建立、明朝以来的朝贡体系的维护、以及“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终究是要探索华夏文明如何推广到全世界的问题，这其实都是文明论的表述。
然而，二月河小说中的文明论仍然模糊，到了唐浩明这里，文明论才真正清晰起来。著有“名臣三部曲”（《曾国藩》《张之洞》《杨度》）的唐浩明在其小说中明显强化了文明论色彩，他着重描写晚清时代，以强调中国所遭受的前所未有的文明危机——亡国灭种。
八九十年代讲晚清的文艺作品有很多，例如《末代皇帝》《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等等，它们基本都是批判晚清的腐朽落后，并说明满清政权覆灭的必然性。但唐浩明的“名臣三部曲”则不同，刘复生认为，它们不是把晚清的内忧外患看作一场政治危机，而是上升到文明的高度，将它视为文明冲突导致的文明挑战，而在文明冲突的过程中，名臣们作为士人和中华文明的人格载体，挺身护法，成为挽救文明危亡的艰苦卓绝的践行者。
电视剧《末代皇帝》海报
在《曾国藩》一书中，唐浩明实现了历史观上的突破，超越了阶级论，上升到文明论的视野。一直以来，主流的史学观念认为曾国藩是一个反面人物，他镇压了正义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但在小说主角曾国藩眼中，太平天国运动不是正义的农民起义，也不是激进思潮的代表，而是要毁灭华夏文明或“天下”的邪教异端，是“邪恶”的化身。作为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完美化身，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不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要为满族政权续命，而是要保卫儒教文明和华夏生活方式。“太平天国运动挑战了曾国藩人生之根本，就是‘它不让我们做中国人’。”刘复生认为，这表明唐浩明的小说明确地上升到文明论视野。
《张之洞》和《杨度》也塑造了两个拯救中华文明的仁人志士的形象。在小说中，张之洞兴办洋务，但他心中的根本任务是要保卫文明，他认为要挑战“圣人之学”的新思潮都是有问题的。杨度的理想则是为帝王师，寻找一个能挽救文明的现代君主。由此可见，“名臣三部曲”的曾国藩、杨度和张之洞都是坚定的“保教者”，他们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保卫儒教文明。
新法家的丛林文明观vs儒家的大同天下观
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伴随着复杂严峻的世界格局和大国崛起的前景，呼应保守主义和国家主义思潮，历史小说开始关注敌我之分、夷夏之辨和文明冲突，并隐约地表达了重新将中华文明推向世界，成为普适文明的抱负。在本世纪，最能体现这种思想转向的就是《汉武大帝》《贞观长歌》和《大秦帝国》，分别展现了华夷之辨、天下秩序和铁血文明。文明论在这三部作品中演进的逻辑是，汉朝在悲壮环境下的艰难崛起，继而是盛唐的大国情怀和天下秩序，最后走向了大秦的强力生存。
《汉武大帝》的重心和落脚点是对外关系和华夷之辨，整部电视剧的主线和矛盾焦点就是打匈奴，以汉匈关系象征中外关系，而匈奴代表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外部文明。其实汉武帝时期有很多其他历史事件可说，例如现在非常热门的题材后宫宫斗等，但《汉武大帝》始终聚焦在汉匈的文明冲突之上，并塑造了一个“奇怪”的匈奴，特意展现了他们许多“野蛮”的习俗，来彰显汉朝与他们的不同。刘复生认为，《汉武大帝》还不够具有文化自信，表现的不过是国力强大之后的武功卓著。
《汉武大帝》中“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霍去病
《汉武大帝》把对手妖魔化，《贞观长歌》则超越了《汉武大帝》文明冲突的视野，对其所代表的文明论进行了批评和修正。《贞观长歌》也着力表现唐朝的对外关系，但在对突厥的关系上，唐太宗施以仁政，他以武力为基础，却不只是以强力压人，而是见好就收，以德服人。在电视剧中，唐太宗对突厥非常仁爱，在突厥遭遇天灾时，唐太宗让突厥人到中原来，由唐朝安排他们的生活。终于，各族尊太宗为天可汗，天下秩序就此建立。
电视剧《贞观长歌》海报
刘复生从《贞观长歌》切入，指出中国的文明论并不必然是保守主义的，《贞观长歌》以古讽今，试图从正面提出一种新的普世理想——儒家的天下观和大同世界秩序，以此来批判危机中的现代方案和民族国家体系。文明中国论以“王道政治”反对当今世界的“霸道政治”，无疑显示了富于革命性的方面；另外，对内，某些文明论也坚持了超越性的道义原则，制约了民族主义力量的右翼化和极端化。在这一点上，像《贞观长歌》这样的作品具有积极意义。
《大秦帝国》又回到了“铁血文明”，它其实是以战国纷争隐喻当今的国际格局，它暗示，现今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不过是新的战国时代和“大争之世”。《大秦帝国》坚持新法家的立场，反对儒家的保守与迂阔，坚持改革，力争为“中国文明”开辟更大的世界空间。
《大秦帝国》，作者：孙皓晖，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10月。
当今的世界陷入深刻的危机，每个国家都很焦虑，国际国内都不安宁。紧迫的问题，就是建立外部的利益回流通道。花样翻新的金融创新和加杠杆操作，造成了一时的全球化的表面繁荣，但这是以透支未来为代价的，要维持这样的游戏不崩盘，必须要有外部的供血和补偿。每个民族国家都要追求建立“金铁主义”强国，争夺世界生存空间。
不可否认，《大秦帝国》自有其政治上的清醒。但是，也有让人担忧之处。当它强调“民族血气与大争之心”，颂扬“赳赳老秦，共赴国难”的老秦精神之时，似乎也将世界的丛林法则自然化了，将近代以来五百年的全球经验放大为了永恒冲突的历史。大国崛起无非是世界霸主的改朝换代，《大秦帝国》里的秦国不反思自己，只一味地去征服他国，在不改变既有世界规则的情况下，《大秦帝国》只是幻想以强力抢占世界体系的中心位置。
“赳赳老秦，共赴国难”
《大秦帝国》体现的新法家思想不像儒家那样讲究道义原则，新法家的时代不再需要素王和道统，它只重耕战，以吏为师。其作者孙皓晖的很多著作阐释了他的政治理想，虽然他一再表明“中国原生文明”具有自然正当性，却始终没有说出它的实质性内容，没有说出它有什么具体内容是好的，这就有虚无主义的危险。
不讲革命，不讲理想，甚至不讲道德的文明论
21世纪的作家可能并没有看过“文明论”相关著作，没有受到其影响，但他们共同分享了当前的社会语境，作品里表现了这样的社会潜意识。目前各种类型的大众文艺作品，从革命历史小说到军事小说，从科幻小说到宫斗剧，很多都体现了或深或浅的文明论思想。
2000年出版的《亮剑》是革命历史小说中的精品，但它并不强调革命理想主义，而是亮剑精神——打不过也要打，不怕死，不怕牺牲。建国初的革命历史小说都是以革命理想主义思想为主题的，例如《铁道游击队》里的政委要改编本来无组织的游击队，但是《亮剑》是不讲革命、不讲理想的，政委没有改编队伍，反倒是团长李云龙改变了政委赵刚，政委反而被无组织、无纪律的李云龙影响了。因此，刘复生认为，《亮剑》不过是革命历史小说版的《汉武大帝》，只宣扬亮剑精神，不讲革命理想。
电视剧《亮剑》截图
科幻小说《三体》也和文明论具有一定联系，它把民族国家间的文明冲突扩大到了全宇宙，所谓宇宙社会学就是宇宙版的文明的冲突。宇宙就是黑暗森林，每个文明最高的目的就是在残酷的宇宙丛林社会中生存下去，为了这个目标，可以牺牲一切文化价值和道德原则。
《三体全集》，作者：刘慈欣，出版社：重庆出版社，2012年1月
刘慈欣的另一部小说《流浪地球》中，为了人类文明存活，地球文明共同体将牺牲掉很大部分人口，地下城将采取另一种道德秩序，这是现实的必需。在刘慈欣看来，人类文明的合格的主权者是罗辑、章北海那样的意志坚定的人，而程心那样的人道主义小良心只会毁灭地球文明。刘慈欣赞赏的是为了共同体或文明的生存而不惜一切的英雄，在黑暗森林中，“文明”的生存是至高无上的神圣目标，政治决断完全无视道德。判断主权者的道德是另一种尺度，这些英雄就是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家。
《三体》中三体文明与人类交流后，吸收了人类文化，也开始阅读和创作地球上的文学艺术，开始有了“道德”，最后却因此而几乎灭亡。这非常讽刺，三体人“有文化”了，却丢失了生命。在文明原则上，《三体》和《大秦帝国》《狼图腾》很相似。《大秦帝国》和《狼图腾》表达的是，你确实非常“有文化”，但你的“文化”在生存面前、在强力面前非常脆弱。刘慈欣小说所表达的生存至上的思想与启蒙主义以来的政治正确背道而驰，对于刘慈欣来说，文明的实质性内容或正义原则没有什么意义，甚至它还可能成为生存的掣肘和障碍。
文明论在全球的兴起，可以视作对市场化或新自由主义式社会方案所造成的社会后果的回应。传统暂时充当了社会保护力量的代用品，在找不到改变的可能性以前，乞灵于传统，将拯救社会危机和灾难的希望寄托于古代圣贤，以实现仁政和礼乐之治。
“文明中国”和一切文明论及文化主义的思路一样，有先天的缺陷。任何试图用文化解释历史，解决社会现实问题，或将社会历史问题归结为文化问题的，都不太可能行得通。离开具体的社会历史分析的文化解释难以切中要害。一旦诉诸文明的理论模式，就容易陷入去政治化和去历史化的观念泥淖，从而离意识形态神话也就一步之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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