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体》中的英雄类型与刘慈欣的绝望寓言

 

诸如“责任”“选择”的反复出现，以及它们在情节推进中所发挥的作用，使得《三体》（特别是后两部）的存在主义色彩格外分明。事实上章北海、叶文洁乃至程心等主要人物同样可以放到“存在者”的范畴中来理解，唯其决断之时机与内容不同，他们赋予自身存在的意义也各有差异。

科幻小说是一个天然造就各种极端情境的文类，但像《三体》这样具有鲜明存在主义意蕴的作品却不多。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刘慈欣为什么在当下写出这样一部作品？《三体》在当代中国的文化语境中意味着什么，对我们又有何启发？

 

《三体》塑造了一系列英雄形象，而当我们试图从整体上把握刘慈欣的科幻创作时，更是不可能绕开“英雄”这个关键词。不过，倘若我们认真检阅一下刘慈欣从出道至今的作品，不难发现，通常的那种英雄情怀汪洋恣肆的印象远不能涵盖刘慈欣的全部科幻创作。

在他的四十多篇（部）科幻小说中，真正塑造了英雄人物的作品也就三分之一左右，余下的有的是讽喻戏谑之作，还有的是他秉承自己的价值标准，不以人物为中心，而在世界形象或技术奇观中追寻惊异感的科幻小说，如《宇宙坍缩》《微观尽头》等。当然，刘慈欣自己偏爱的一些在他看来更能体现科幻文学特性的作品并没有赢得多少赞誉，脍炙人口的仍是那些浓墨重彩地书写英雄的故事。只是，这些英雄传奇并非“宇宙间一股英雄气在驰骋纵横”那么简单。

 

刘慈欣科幻小说中的英雄形象可以粗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保家卫国、陨身不恤的民族英雄，出现在《全频带阻塞干扰》《混沌蝴蝶》《光荣与梦想》《天使时代》等几部作品中。这一类英雄人物是民族精神的化身，体现着被侮辱和损害的人民反抗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意志，因此得到了万众一心的支持。《光荣与梦想》中的辛妮奔跑在决定国家命运的奥运赛场上时：

现在，广场上是一片沸腾的人海。镜头移近，她又认出了所有人的口形，那几十万同胞在一起高呼：

“辛妮，跑到头！”

 

第二类英雄是孤独的英雄，其英雄气概寓于个体对命运的不屈抗争、对真理的不懈追寻和对自我的不断超越，如《带上她的眼睛》中落日六号领航员永陷地心深处而坚持工作，《朝闻道》描写一群科学家为了在不可知的宇宙里知晓终极真理而付出生命的代价，《海水高山》的主人公冯凡为了梦想而散尽家财、扬帆出航、征服山海。这些英雄的人格同样崇高，但原因不是为国为民的牺牲，而是理想主义的高扬。他们往往得不到周遭的理解，而被认为是自私的“精神变态”：

法国元首还想说什么，美国总统已经失去了耐心，“好了，不要对牛弹琴了！您还看不出来这是怎样一群毫无责任心的人？还看不出这是怎样一群骗子？！他们声称为全人类的利益而研究，其实只是拿社会的财富满足自己的欲望，满足他们对那种玄虚的宇宙和谐美的变态欲望。这和拿公款嫖娼有什么区别？！”

 

第三类英雄和第一类较为相似，但又带有第二类英雄的气息。他们试图用自己的才智和勇气造福人类，但却不免颠踬于探索之路，最终在民众千夫所指的唾骂中走向死亡。《地火》中跳进火狱般矿井的刘欣，《地球大炮》里在地球隧道的永恒坠落中化为灰烬的沈渊，他们的自尽既是赎罪，也是殉道。与之相比，《流浪地球》的末尾被加以“反人类罪”而处死的五千多名地球逃亡计划支持者，是更为纯粹的、“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烈士：

我们本来可以战斗到底的，但这可能导致地球发动机失控，这种情况一旦发生，过量聚变的物质将烧穿地球，或蒸发全部海洋，所以我们决定投降。我们理解所有的人，因为在已经进行了四十代人，还要延续一百代人的艰难奋斗中，永远保持理智确实是一个奢求。但也请所有的人记住我们，站在这里的这五千多人，这里有联合政府的最高执政官，也有普通的列兵，是我们把信念坚持到了最后。我们都知道自己看不到真理被证实的那一天，但如果人类得以延续万代，以后所有的人将在我们的墓前洒下自己的眼泪，这颗叫地球的行星，就是我们永恒的纪念碑！

 

无论是为国捐躯，还是献身理想，刘慈欣笔下的英雄几乎总是为死亡所成就，《中国太阳》那样的励志神话可谓绝无仅有。但纵观刘慈欣的创作历程，第一类英雄的登场，显然与1999年美国“误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2003年美英入侵伊拉克等事件在他的内心激起的波澜有关。第二类和第三类英雄可以溯源到更早的时期（据刘慈欣本人介绍，《地火》和《带上她的眼睛》的初稿分别写于1986年和1987年）。

如果考虑到早在2000年发表的《流浪地球》与《三体》同属于“地球往事”系列，英雄与凡人的隔膜以及后者对前者的怀疑、孤立乃至戕害可以说是刘慈欣早有思考、长期酝酿并最终在《三体》中着力表现的主题。这样的主题，自然会使文本中充满存在主义的气息，因为孑然一身、孤独在世，却又勇于直面存在，肩负命运，正是存在主义哲学家对大写之人的期待。在存在主义的论述中，个体与群体的紧张感是显而易见的，如克尔凯郭尔认为，“只有孤独个体才是真正的存在，他是精神个体，能与自身发生关系，领会自身的存在，而群众则是个抽象的概念，不是真正的存在；只有孤独个体才能达到超越性的目标，获得真理，而群众则是虚妄，即非真理（untruth)；只有孤独个体才能对自己负责，而群众则是不负责任的”18。对个体—群体的这种理解非常符合《三体》中的相应情节。

 

刘慈欣如此这般地书写英雄，其原因是他深感自己所处的并不是一个属于英雄的时代：“现代主流文学进入了嘲弄英雄的时代，正如那句当代名言：太阳是一泡屎，月亮是一张擦屁股纸。”至于何以如此，他解释为“进步的代价”：

随着文明的进步，随着民主和人权理念在全世界被认可，英雄主义正在淡出。文学嘲弄英雄，是从另一个角度呼唤人性，从某种程度上看是历史的进步。可以想象，如果人类社会沿目前的轨道发展，英雄主义终将成为一种陌生的东西。

这里所说的“人类社会”，是现代民主社会的同义词。由于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特别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世界上多数国家的社会成员的个人权利意识和政治参与能力都不断提升。

 

但社会在消弭专断独裁之害的同时，也越来越难以凝聚成就伟大事业的意志。在刘慈欣看来，要真正纾解让全人类忧心忡忡的能源匮乏、环境污染、人口膨胀等生存困境，根本的出路还是开拓太空。但在后冷战时代，人类缺乏“开拓的豪情”，也就难有走向星辰大海的英雄气概。

在人类文明长远发展的宏大视野中，人类苟安地球乃是短视的“小确幸”。为了应对今天的困境和明天可能降临的灾难，个体和群体都需要重振锐意进取、敢于担当的英雄主义。然而，刘慈欣并未将对于技术潜力的乐观复制到对于人性的看法当中，这就使其作品获得了张力和深度。

他意识到“人性和人权”与英雄主义的冲突，因而他所谱写的英雄主义，并不仅仅是前引《流浪地球》中那种舍生取义式的自我牺牲，而在很大程度上落脚于肩住道德的闸门，让人类得以逃离种族毁灭这一永恒的黑暗。刘慈欣认为，在大灾难来临之际，“技术可以做到把人类用一种超越道德底线的方法组织起来，用牺牲部分的代价来保留整体”。

 

困难之处在于，谁能够做出“牺牲部分”的决断并承担起道德后果？在用动物做医学实验都饱受争议，并沿着这样的“轨道”渐行渐远的人类社会，敢于做此决断者，外临千夫之指、内负道德十字，而终不改其志，由此成为存在主义意义上的英雄。于是，我们在《三体》故事中看到了在地心深处“端坐如海滩上一只孤独的铁锚”的罗辑。

尼采曾言，“当哲学家假定‘只要他成为最孤独、最隐匿、最叛离、超越善恶之人，他便会是最伟大之人’时，哲学家就将表露他自己的理想”。同样，作家塑造这样的人物，便昭示了他心中的理想人格，并将他对时代的思考呈诸世人。

 

但对于刘慈欣的夫子自道，我们还有必要继续追问。所谓“现代主流文学”对英雄的嘲弄，是否仅仅指西方语境中“非英雄”和“反英雄”形象充斥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情况？刘慈欣的创作风格，有着浓郁的黄金时代气息。

考虑到他对深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新浪潮科幻的批评，以及黄金时代科幻所尊奉的“一祖三宗”，刘慈欣对“现代主流文学”的批评的确可以看作是站在19世纪浪漫主义立场上对于20世纪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批评。然而，他的感叹，与其说是突出于世界文学交响乐的不协和音，毋宁称之为中国文脉中的变徵之声。

 

毕竟，对于英雄的嘲弄和颠覆并不局限于西方，英雄形象在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中也经历了一个褪色、淡化，渐近虚无的过程，而这是对于刘慈欣而言更为切身的文化语境。其间，舶来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市场经济、消费主义和“躲避崇高”的相辅相成，乃至“反思革命”“告别革命”等一波又一波对于历史的再认识、再解读和解构，都对在共和国前三十年的文学和文化英雄谱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革命英雄形象造成了剧烈的冲击。即便是李云龙等“新革命英雄”在文学和影视中的兴起也无法逆转这一趋势，因为他们多了七情六欲的“人性”，却少了兼济苍生的“神性”。刘慈欣对此深有感触：

在过去的时代，在严酷的革命和战争中，很多人在面对痛苦和死亡时表现出的惊人的平静和从容，在我们今天这些见花落泪的新一代看来很是不可思议，似乎他们的精神是由核能驱动的。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精神力量可能来源于多个方面：对黑暗社会的痛恨，对某种主义的坚定信仰，以及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等等。但其中有一个因素是最关键的：一个理想中的美好社会在激励着他们。

 

“见花落泪的新一代”与其说是自指，不如理解为与“用特殊材料制成”的革命英雄有了深刻隔膜的当代中国人。他们对于革命英雄感到“不可思议”“难以置信”，正表明了理想、信念和使命的失落。这样一来，他们也就融入了前文所说的被流行的人性和人权理念所支配的大众，因为那样的理念并不理解，也不鼓励，甚至排斥与理想和信念相伴，对应着非常情境的崇高、庄严和伟大。

因此，《三体·黑暗森林》的双线设置是意味深长的。章北海是革命英雄的传人，他在穿越几个世纪、历经无数艰难险阻的孤军奋战中的平静和从容，与其前辈的“惊人的平静和从容”一脉相承。他的人格从一开始就是近于完成的，因为他的信念清晰而坚定。

 

刘慈欣指出，科幻文学的全人类视野与民族立场并不矛盾，因为一旦人类从“全体”变成“部分”，其处境和立场与旧时的民族立场很容易沟通。“在银河系文明中，全人类也就是一个民族。您能指望一个1940年的汉奸在2140年外星人入侵时为地球文明献身吗？”在三体侵略军日夜兼程杀奔地球的时候，曾经的中国海军航空母舰政委章北海自然而然地迅速调整了自己的立场，为捍卫地球文明夙兴夜寐。

和军人章北海相比，罗辑是现代社会日常生活中更为普遍的形象，他的成长故事也就更加真实可感。在我们的身边有许许多多的罗辑，他们愤世嫉俗却又蝇营狗苟，徒有才智而无担当，在欲望和享乐的泥淖中永劫沉沦。

《三体》中的罗辑和他们是同一类人；区别在于，前者为奇迹般地自我显现的荒诞存在所玉成，通过决断和担当成为守护人类的英雄，避免了在非本真的状态中碌碌一生。利用科幻小说这样一个超越现实、容许奇迹的文类，“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最后一处栖身之地”，刘慈欣让已经逝去的英雄和将会到来的英雄在一个不属于英雄的时代写下了英雄的赞美诗，让他们用决断向自己的人格授勋。

 

很显然，刘慈欣对于英雄主义在文学中的没落满怀叹惋。而他拯救英雄主义的依凭，除了科幻小说超越日常生活而开辟的想象空间，还包括深深植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革命英雄文化。

唯其如此，《三体》中的英雄才会有别于经典存在主义作品中那些抗争存在之人。尽管责詈加身，积毁销骨，他们的思想中却没有出现“他人即地狱”这种典型的存在主义在世关系观，而是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牺牲精神来承担他人难以承受的重负。

尽管作为群体的人类对待罗辑的态度可谓反复无常、忘恩负义，这个强者对他们却不曾轻蔑，无怨亦无悔，在毁灭到来之时，像恪尽职守的船长一样拒绝逃生，与全人类一起沉入二维的深渊。可是，小说中的英雄固然是“人不知而不愠”的君子，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上帝视角叙事者却无法对不知不敬英雄的小人施以恕道。那些面目模糊的大众，从未企及“向死而在”的自觉，一次又一次地用不诚和自欺来面对黑暗森林的真实存在，并把觉悟了的存在者送上道德的审判庭乃至断头台，从而在无意识中自取灭亡。

 

人物形象与叙事倾向的这种微妙歧异，指引我们进一步注意到刘慈欣在《三体》文本内外表现出的暧昧、犹疑甚至是自相矛盾。他主张“将英雄主义与道义区分开来，只将它作为一种人类特有的品质，一种将人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的重要标志”，但这个英雄主义非道德化的设想马上就在同一篇文章中遭到否定：“从科幻的角度看人类，我们的种族是极其脆弱的，在这冷酷的宇宙中，人类必须勇敢地牺牲其中的一部分以换取整个文明的持续，这就需要英雄主义。”

当“牺牲部分”的冷酷决绝和“延续文明”的坚毅执着并存于一身时，英雄能够超越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而这正是英雄的德性。在《三体》三部曲尤其是后两部中，刘慈欣始终用克制的笔调表达着自己对英雄的敬仰，对于受日常道德束缚的人类则时时报以讥讽，语含轻蔑。

 

在他的笔下，“人类”是一个含义游移的词，在“庸众”和“人民”之间滑动，大多数时候接近前者。这样的对立，在赋予英雄悲剧宿命的同时，让我们不禁要问：罗辑、章北海乃至维德如何看待人类？他们对人类的态度是轻蔑、怜悯还是热爱，又或是兼而有之，因而彷徨？在漫衍无际的敌意中，如何维持心志的坚定？“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他们，对于自己和自己所竭力守护的对象之间的关系，有着怎样的思考？

对此，《三体》留下了意味深长的空白。应该说，这是不可忽略的文本症候。它告诉我们，希望在一个英雄退隐的时代保存乃至复兴英雄主义的刘慈欣，对于究竟应当怎样调和英雄与凡人的关系，最终迷茫而不语。《三体》中的英雄与凡人／大众在社会学和哲学意义上的疏离和对立，以及由此导致的威慑平衡被打破、地球文明灭亡于降维攻击等一系列悲剧性后果，透露出他的悲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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