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体》中的道德哲学

这篇论文是大一下学期（2019年春季学期）一门通识课程“古希腊哲学”的课程作业。

当时老师随口说了一句“只要是哲学论文就可以”，我一拍脑袋就写了《三体》，完全忘了课程名称是“古希腊哲学”。

结果这篇论文当然被毙掉了，后来又写了一篇毕达哥拉斯学派交了上去。

不过，后来参加了DDL的科幻文学课题（谢谢杜老板带我吃肉），这篇论文中的一些不成形的论述也就派上了用场，算是没有白费功夫。
 

 

这篇论文也是有很大的缺点的。

这当然不算是一篇哲学论文，而应该是一篇文学鉴赏。

最大的缺点也正如后来姚老师指出的：对哲学理论的引入和运用过于生搬硬套、囫囵吞枣。

的确如此，我对伦理学几乎没有了解，仅读过尼采的《论道德的谱系》，大部分的知识都来源于伦理学教材。

这种临时抱佛脚的行为，当然会让文章变得不堪卒读。
 

 

 

 

很惭愧的是，在之后的学习中，出于种种原因，这种“找到一个理论工具就开干”多次成为我水论文的利器，对于当代文学、民间文学这类理论性比较强的学科更是如此（我没有写过文艺学的论文，如果写了想必也是如此）。
 

 

 

 

就我自身的体验而言，这种类似于嫁接的方法本身便会削足适履，破坏自己对于文本的真实感受。

同时，理论工具的边界又十分让我怀疑：不同的文本，似乎都可以用同样的理论分析。

但这种分析是有意义的吗？我在折射某些特质的同时，是否又掩盖了另一些东西？我相信文学自身有着无法被理论归纳的具象与模糊，这种模糊应该如何描述？

 

 

 

还有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没有理论支撑，自己的文学感知力又较为薄弱，便很容易变成主观的印象批评。

在学习较为陌生领域的课程时更是如此。

所以，如何摆脱机械的耦合，在方法上合理地利用理论工具，而不是将其作为先行的解释框架，确实是我目前感到十分困惑的一点。
 

 

 

 

也许解决的方法很简单：还是多读书吧。
 

 

 

《三体》中的道德哲学

一、人类文明的道德本质

 

《三体》中对道德的批判与反思，首先建立在“末日”的叙事情境中，利用“末日”这一极具毁灭性的极端情境拷问道德，追寻道德存在的依据和意义。

而不难看出，刘慈欣对此明显偏向后果论，其笔下的道德呈现出一定的功利主义预设，即最大程度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即为道德。

在这个预设下，刘慈欣对道德的反思也由此具有了两个维度：一方面，当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胁时，大多数人会选择抛弃道德来获得生存的权利；另一方面，当大多数人的生存没有受到明显威胁时，道德具有了尼采所说“奴隶道德”的色彩，成为限制和扼杀杰出人才的工具。
 

 

（一）、义利之辨——生存压迫下的道德崩溃

刘慈欣在《三体》中，对道德的思考首先开始于“末日”下的生存压迫，在他的笔下，，而当个人的生存受到威胁时，生存便成为了人的第一要务，这时人往往会逾越道德底线，抛弃道德伦理，不惜一切来让自己获得生存，道德也就随之崩溃。
 

这一思想的突出体现便是书中反复出现的、充满混乱的“末日叙事”：“大低谷”时期的“饥饿大进军”，人死掉便会“立马就给分光”，已经毫无道德可言；人类舰队全军覆没后，人类社会也全盘崩溃，出现了自杀、精神崩溃、滥交狂欢等堕落现象；在“黑暗森林”打击误报时，有人为了生存不顾强行驾驶逃生飞船，导致无辜群众被烧死……刘慈欣把道德推向“末日”这一极端情况中，让生存与道德正面碰撞，“义利之辨”的选择在没有丝毫回旋余地的情况下提出，其结果必然是道德脆弱性的全面暴露和全面崩溃。

刘慈欣之所以如此执着于反复描写末日叙事，也体现了他对这一问题的思想倾向：“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道德水准固然引人敬仰，但是却无法实现。
 

而作为一部文学作品，《三体》对这一现代版“义利之辨”的呈现方式，与中国古代典籍《孟子》别无二致：通过典型场景的描写，引发读者心中的共情，利用情感将读者说服。

在《孟子》中，对道德的高标准要求，来自于“性善说”，孟子通过“孺子喻”、“萌芽喻”和“觳觫喻”这三个高度情景化的描写，激发人的共情，进而得出“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的四端说，从而把道德根植于人性之内，也是一种变相的“天赋道德论”。

这种“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人性论对中国传统哲学产生了深刻影响，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正气凛然的民族精神，但是也因其过高的标准而导致一定的虚伪性，成为封建伦理“吃人”的道具。

而刘慈欣的反思则颇具有“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意蕴，亦是通过具体的“末日”情境的描写，让人反思“如果是我，应怎么做”，从而对书中大众的种种做法产生共鸣，也使人对道德的脆弱性有着辩证的理解。

刘慈欣以中国人最容易接受和理解的方式，对传统的道德理念进行了反思和批判。
 

但是，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是肤浅和失之偏颇的。

利用末日情境来拷问道德，本质上同历史上的乱世一致，所突出的仅是道德的沦丧，并不对道德本身构成威胁。

作者讨论的重心不在于“道德是否存在”而在于“道德是否被抛弃”，对道德的本质、道德存在的依据和意义，尚未作出相应的思考。
 

 

（二）、道德的本质——尼采“奴隶道德”的文学体现

仅仅停留于道德脆弱性的描写，未免流于肤浅。

刘慈欣对道德更深层次的反思在于，他吸收了尼采的道德哲学，认为道德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弱者用以自保或“复仇”的武器。

这一思想倾向在《黑暗森林》中得到了突出体现。
 

尼采的道德哲学集中体现在他的《论道德的谱系》一书中，在这本著作中，尼采区分了“善与恶”与“好与坏”的概念，从而对“道德”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认为目前的人类道德实际上是一种“怨恨道德”，来自于对强者的“怨恨”，是弱者用以“复仇”的工具，在他看来，道德的起源就在于“……被镇压者，被践踏者，被强暴者，从无力却渴望复仇的狡诈出发，劝自己说：‘让我们不同于那些恶人吧，也就是说，成为善的！而善人即每个不施强暴、不伤害任何人、不去攻击的人，……’”（42），即道德是弱者对强者无力、怨恨而狡诈的复仇，通过建构道德，弱者的本质就“可以是一项自愿的成就，是某种他所意愿，所选择的东西，一次行为，一番功业”（43），从而获得正当性，限制了强者“强健饱满的天性”（P33），最终的结果是“‘主人’被干掉了，平庸男人的道德胜利了”（29）。
 

《黑暗森林》的主要结构，一定程度上是尼采道德哲学的文学体现。

书中着重描写的主要情节，是四位“面壁者”对抗三体世界的宏伟计划，以及他们与民众的冲突。

其中，以“面壁者”为代表的“精英”和普通群众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构成了小说的重要内容。

而精英群体的失败和人类的灭亡，也就是尼采所说的“平庸男人的道德胜利”。

在尼采的语境下，刘慈欣构建了自己的道德观。
 

1、精英与民众的二元对立

刘慈欣构建他的道德观的第一步，是极力描写人类精英与道德的对立和冲突，以及他们在面对道德时的无力感和最终的失败。

在《黑暗森林》中，泰勒、希恩斯和雷迪亚兹三位“面壁者”都是人类社会杰出的精英，而罗辑在之后的情节中也证明了自己是一名尼采所言的“高尚者”，他们的任务是率领地球对抗三体的入侵，而他们最后的计划却都是以违背道德、牺牲部分人性为基础的：泰勒的宏原子战队、雷迪亚兹的水星核弹都是以人类的生命作为筹码和工具，希恩斯的“思想钢印”被指控为剥夺了人类的“自由意志”，而靠着“黑暗森林法则”获得最终胜利的罗辑，也在后续情节中被民众认为是“独裁者”，以“反人类罪”所逮捕。
 

以面壁者、维德、章北海等人代表的精英和强者，都不同程度地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他们都是人类社会的精英，各自在不同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第二，他们不同程度地允许违背一定的人类道德，与民众形成对立；第三，他们最终都在于道德的斗争中失败。

在精英群体和民众之间，出现了尼采所说的“好与坏”、“善与恶”的对立：罗辑在三体人眼中具有高度威慑力的“强大”，在人类民众看来则是独裁者的“恶”，而程心在人类眼中的“善”，则为三体人反攻提供了最佳时机并几乎使得人类文明灭绝。

这种强烈的错位和对比，成为刘慈欣道德观的基础。
 

在充分地构建“精英与民众”这一二元对立后，刘慈欣以其独特的文学逻辑揭示出，精英所作出的违背道德的举动，恰恰是人类文明的出路所在，而大众的道德感却导致人类反复徘徊，最终错失了拯救文明的机遇。
 

2、死局——人类文明的道德末路

“道德”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阻碍突出体现在对“逃亡主义”这一思潮的反映中，小说中人物曾多次强调“对于人类社会而言，一起死总要逃过几个人逃离”，由此，“逃亡主义”一直被明令禁止，直到太阳系二维化、人类灭亡的最后一刻禁令才被废除。
 

然而在小说中，逃亡却是人类文明的唯一出路，章北海的“叛逃”、云天明童话中给出的暗示、以及最后程心AA的侥幸逃脱，人类文明三次绝地重生的机会，均来自“逃亡”，也指向“逃亡”。

“舍生取义”这一古老命题再一次被刘慈欣所讨论，所不同的是这次因道德失去的不是个人的生命，而是整个文明的生存权利。

以道德为基石的人类文明，最终因为道德走向了末日，在这个意义上，刘慈欣完成了道德观建构的第二步。
 

但是，我们难以得出刘慈欣对因道德而灭亡这一选择所持有的态度，实际上，在小说结局宏大、悲哀、庄重的描写中，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明，其灭亡完全可以解读为在生存面前坚持了“义”，坚持了人性和道德的尊严，小说最后把罗辑比作摩西，更加深了庄严的宗教氛围，使得人类的灭亡具有了高度的伦理学意义。
 

然而，这却与作者之前所显露的道德观形成了偏差，在《黑暗森林》中，作者已经明确表示“”，小说中也多次暗示，银河系人类是人类文明的未来和希望。

于是太阳系人类灭绝的宏大与庄严便与前文的叙述格格不入，使得我们却无法断定作者的态度，即刘慈欣究竟是一个“道德义务论者”，认为这一选择是人类道德崇高的胜利，还是一个“道德后果论者”，认为这一选择是得不偿失的愚蠢。
 

3、 “刻奇”的幻灭——道德是一场滑稽戏

刘慈欣在最终的结局时，精心安排了一个细节，来表明自己的态度，同时完成了自己道德观的最终建构：在程心乘坐唯一一艘光速飞船逃离太阳系时，其飞船的不同寻常之处被其他人所发现，在一片混乱的生死时速中，程心听到了“撞死她”的尖叫声，最终程心成功逃离，而其他人类全部随太阳系一起灭亡。
 

这一小细节看似无足轻重，但恰恰是刘慈欣自身对道德反思的最后一步。

当全体人类无计可施，只能全部灭亡，没有一人能够逃离时，道德上的满足感和崇高感便容易建构，在“大家都得死”的最终平等中，人类文明具有了强大的凝聚力以及“破釜沉舟”的决心，形成了一种规定性，也就是米兰·昆德拉所说的“刻奇”：既然已经注定无法生存，那就把道德坚持到最后，并且沉浸于坚守道德的自我感动之中。
 

刘慈欣的巧妙之处就在于他打破了这种虚假的“刻奇”，让程心单独逃离并且被其它人类发现，如同一根针扎破了气球，人类文明构建起来的道德感瞬间崩塌。

更意味深长的是，“撞死她”这句话所体现出的情感，并不是人类文明得以延续的欣喜，而是觉悟到被欺骗的愤怒和绝望，以及对打破规定者的强烈仇恨。

人类灭亡的宏大与庄严和伦理学意义由此被消解，道德的脆弱性又一次在末日叙事情境中得到证实，刘慈欣的道德观也得以显露：因道德而灭亡的人类文明，宏伟、悲哀却也颇具讽刺，道德的胜利成为一种滑稽戏，一种弱者的自我慰藉，虚假的精神麻痹，尼采的哲学思想也由此体现。
 

 

二、宇宙尺度上的“科学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

 

《三体》真正发人深省之处，在于它在宇宙尺度上探究了道德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这本科幻小说试图回答这一问题：面对外星文明时，人类文明的道德准则究竟是否具有普适性？通过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刘慈欣把焦点直接对准道德的客观存在，对于道德实在论提出了文学上的质疑。

而在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三体》中的科学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色彩。
 

实际上，“外星文明是否具有道德”这一问题早已是科幻文学中老生常谈的话题。

传统科幻作品中外星文明的形象大致有着简单的“善恶之分”：要么以与人类文明相似的道德体系出现，要么以零道德的野兽形象出现。

但是零道德的背后也隐含着一个假设：外星文明理解、甚至认同人类文明的道德准则，只是出于自身的利益或者欲望选择抛弃这些准则，对道德的客观存在持肯定态度，本质上仍然是一种道德实在论。
 

这也是刘慈欣在《三体》第一、二部的思路，三体人并不是没有道德，只是迫于生存压力而选择放弃部分道德；黑暗森林法则也并非完全拒绝道德的存在，而是表明宇宙中存在着“义利之辨”，存在着道德与生存的博弈。

在这两部中存在一个前提：道德是客观存在的、普适性的，文明道德水准的差异取决于该文明“放弃道德”的程度。
 

然而，在第三部《死神永生》中，通过虚构科技程度更高的“歌者文明”和“归零者文明”，作者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折，“歌者”所在的文明，其生物基础、社会形态、科技水平、思考方式与人类文明完全不同，也不可理解，决定其它文明存亡对他们而言只是一次普通而枯燥的“清理”。

之所以特别关注人类和三体文明，仅仅是因为“好奇心”而非“共情”，也正是歌者弹出的一块“二向箔”使得人类文明最终灭亡。
 

对“歌者文明”的这种处理方式，在两个维度上对道德实在论提出了质疑。
 

第一个质疑是在“科学主义”的视角下提出的，在歌者文明高度发达的科技程度下，由于不能被科学理论所证明，在科学的世界观之中无法寻得自身的位置，道德与伦理学的存在被消解，正如罗素所言：“（道德）只是原子的偶然排列的结果”。
 

第二层的质疑是“道德相对主义”，读者之所以无法理解歌者文明的道德观，甚至无法确定该文明是否具有道德，进而怀疑道德的客观存在性，其本质上都是因为“歌者”与我们生物物种和生存环境上的巨大差异，以至于二者完全无法进行任何有意义的交流。
 

以科学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来反思道德的客观存在性，也是科幻文学中较为常见的一类方法。

以高度严谨和哲学色彩浓厚著称的阿瑟·克拉克，就曾多次探讨过这一问题，他认为外星文明的道德体系并不是与人类文明“不同但同等级”的道德，而是“不能理解但更高级”的道德。

《2001：太空漫游》中最后登场的“星童”，就几乎毁灭了地球，而《童年的终结》中出现的“超主”，也是与人类文明具有着截然不同的道德体系，通过把所有的新生儿合成一个巨大的生命体，毁灭了人类文明。

受到克拉克影响的刘慈欣，其笔下这一主题更是屡见不鲜，如《吞食者》和《诗云》两部小说，人类文明都遭到了堪称残忍的毁灭，当人类像吞食者展现自己的文明成果时，吞食者毁灭了一个蚂蚁窝，指出因为交流的不可能性，人类毁坏蚂蚁窝的行为同自身文明被更高等级文明毁灭的行为别无二致。

这些高级文明，对人类文明的改造或毁灭，在读者看来或许是残酷的、非道德的，但是在他们看来，却可能是正确的、善的、合乎道德的，也可能仅仅是无意识的、程序性的。
 

实际上，在哲学领域，“科学主义”和“相对主义”对伦理学的冲击由来已久，对于前者，大卫·休谟认为“只要你考究对象，你就完全看不到恶。

在你反省自己的内心并发现你心中对这种行为产生一种反对的情绪之前，你是永远发现不了恶的”，即认为道德并不客观存在，而是我们心灵的一种“投影”。

在休谟之后，吉尔伯特·哈曼（Gilbert Harman）、J.L.迈奇（J.L.Mackie）等学者也从不同侧面进一步发展了这一学说。
 

道德相对主义相关的论述，以威廉·格雷海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最为著名，他认为道德是社会习俗的一部分，并且随社会习俗的发展而变化，“传统”就是道德的正当性。
 

尽管这两种理论在哲学领域已经遭到了大量的反驳，但是当它们在宇宙尺度上以科幻

文学的形式重新结合时，却具有了更加强大的威力：例如，对“道德相对主义”最常见的回应方式是，不同的文化中可能存在具体道德准则上的差异，但存在一致的基本道德规定（如“不可杀人”），因为这些基本规定保证了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转。

但是，对于一个生命形式和生态环境都与我们完全不同的外星文明而言，基本规定的一致性也无法得到保证。

对于一个科技发展程度远超于人类，同时物种又与人类截然不同的文明而言，道德相对主义和科学主义所带来的不可知性以一种类似“薛定谔的猫”的效应被放至最大，它们对道德实在论所带来的挑战也就更加难以回答，在没有发现任何外星文明的当下，这一问题甚至不可能得到答案。
 

《三体》对这一哲学问题带来了文学上的回应：宇宙是一个“零道德”的存在，在物种的本质性差异和科技水平的巨大鸿沟下，道德的普适性完全失效，“道德”并不是被抛弃，而是根本不存在。

但是，刘慈欣并不是彻底的道德虚无主义者，他认为不同文明之间会因交流取得某种道德共识（如《死神永生》中“魔戒”与人类的对话），但是，“黑暗森林法则”的存在也会让这种共识被放弃。

总之，《三体》中的宇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黑暗森林”，封死了道德一切可能的出口。
 

三、小结

 

作为一部优秀的科幻文学著作，《三体》对道德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哲学思考。

作者首先聚焦于末日情境下的道德沦丧现象，紧接着思考了道德在人类社会中的本质及其可能带来的后果，最后，作者在宇宙尺度上讨论了道德的存在与普适性。

可以看出，通过这三个层次的描写，作者经历了从描述现象，到用哲学理论予以解释，再到作出自己哲学思考的层层深入的过程，最终建构了《三体》中的道德哲学。

在人类社会的尺度上，致力于满足最大多数人利益的道德，最后导向的却是文明的灭亡，通过这种叙事，作者对道德的本质作出了颇具尼采道德哲学风格的思考。

在宇宙尺度上，由于物种和科技水平的差异和黑暗森林法则的限制，客观的、普适性的道德可能会被抛弃，更可能根本不存在。

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和回答，不仅具有哲学上的价值，在太空探索不断推进的今天，更有深刻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