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体》困境：在理性与道德之间的摇摆

1.《三体》三部曲行将结束时，太阳系如瀑布般流入二维的图画，人类此刻才意识到，面对茫茫宇宙，自己实在是太过弱小。

星芒如剑闪寒光，漆黑的背景中，坟墓比星辰更密集。时空不过是荒野，生存与希望都是奢侈，人类如何安稳？当面临末日时，人类又当如何抉择？

人类选择建立墓碑，在冥王星上建立了地球文明的墓碑，因为现代科技手段都无法让资料保存一亿年，因而只能将字刻在石头上。人类甚至并不指望谁能读懂，墓碑是给自己的。

《三体》系列曾多次出现墓碑或者纪念碑，从最初的红岸基地碑，到三体人的钟摆纪念碑，再到叶文洁的墓碑，直至最后人类的墓碑。面对墓碑，一方面能够感受到人类的面对浩劫的渺小，另一方面却显得悲剧而崇高。

刘慈欣在《流浪地球》中写道，有一面墙，向上无限高，向下无限深，向左无限远，向右无限远，这墙是什么？这不是宇宙，而是死亡。面对似乎永生不灭的宇宙，人类与文明显得如此渺小，更何况甚至连宇宙也经历过数次的降维死亡，而成为一个高位截瘫的病人。

死亡面前，刘慈欣似乎无法找到坚定的信念，无论是科学主义还是人文主义。他几乎像是被打上思想钢印的人一样在挣扎着。

《三体》三部曲全篇八十八万字，他像上帝一样创造了一个世界并描写他，从我们熟悉而陌生的“文革”，直到时光的尽头。从过去到永远，从四维到二维，从人类走进澳大利亚到太阳系最终成为二维图画。

小说给我们带来的惊异取决于其陌生化手法，然而其动人的魅力却来自于与现实的连结。某种程度而言，“三体”是一个隐喻，其最终仍旧指向我们的现实。

2.

2006年，时值“文革”40周年，科幻小说三巨头“何慈康”（何夕、刘慈欣、王晋康）中有两人创作了与之有关的作品——王晋康的《蚁生》与刘慈欣的《三体》。

这是一个信号，新生代科幻作家经历了十几年的写作过程，科幻小说已逐步转向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文化文本。而《三体3》在知识界引起的广泛讨论无疑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除却先锋文学的实验外，关于“文革”的书写大致有两种：一是挺身抗暴的英雄，二是苦难深重的民众。《三体》未能另辟蹊径。在“文革”中，叶文洁遭到了数次欺骗、背叛，然而，主流文学中的救世主形象并未出现，她在整个“文革”中始终未能被拯救，她对人类也愈来愈失望，因而最终按下了按钮，向整个人类复仇。

“文革”是一场灾难，并往往被归咎于人性之恶，然而这恶并未随着“文革”的结束而消逝。叶文洁曾经约谈那些迫害自己父亲的红卫兵，他们将一切都归咎于时代，并认为自己在荒谬的时代中没有罪过，拒绝忏悔。

随后伊文斯的经历中，整个工业文明也被描述成一种灾难，并将这种灾难归咎于人性之贪婪。从中国到世界，从“文革”到工业文明，灾难弥漫整个世界，而“愚昧无知”的大众却意识不到这些。

这灾难不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事件，而是具有普遍意义；不是机体某处的病变，而是扩散全身的癌症——人类似乎已经无可拯救。

与之相应，三体文明经历了200次的毁灭与重生，这毁灭却是由于其恶劣的自然条件所致——三个太阳的不规则运动。然而，叶文洁与伊文斯始终未能看到，三体文明的危机也有其内部因素，三体人并非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

但是当“人类”整体堕落之后，只能依靠外来的“天罚”，第一次，“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出现了，因为有了三体文明作为他者。由此，人类终于真正意义上将目光投向了宇宙，然而，宇宙的黑暗远远超乎想象，人类踏上了漫漫的自我拯救之路。

3.

当叶文洁第一次发出信号后，收到了三体人1379号监听员的回音，“他”警告叶文洁不要回应，否则便会面临灭顶之灾。

为求生存，三体世界演变出一套极为高效的集权体制——这在“三体游戏”中的突出表现便是秦始皇能够调用三千万士兵，制造出庞大的人列计算机。

但在集权统治下，作为个体的三体1379号监听员却感到生不如死，于是便产生了对四光年外那个美好世界的倾慕与爱护。与叶文洁一样，他们都基于对现实的不满而做出了对整个文明的背叛，他们之间又真的如表面所见那样，差异巨大吗？

除此之外，《三体》中还有许多一望而知的现实影射，如称叶文洁为“统帅”、最高指示、大国之间的博弈、联合国权威等等，但最为关键并始终贯穿的是关于社会制度的解决方案，进一步说，是处于黑暗森林之中的人类的政治体制问题。

政治体制作为漫漫长路的背景，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踏入黑暗森林，似乎唯有专制与零道德方能确保生存，甚至为了生存，必须毁灭同行的人类。所以，章北海苦心孤诣，最终劫持飞船飞向茫茫太空后，“专制只需要五分钟”。

在全书的结尾，幸存的人类散布于数个世界，彼此之间却已无法联系与沟通，换言之，他们成为了不同的文明物种。在黑暗的宇宙中，“人已经不是人了”。

“人不是人”，听起来可怕，但刘慈欣并不觉得这是坏事。在刘慈欣看来，政治制度是人性、科技与大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民主也未必便强过专制。

章北海曾说：“人类社会在三体危机的历史中已经证明，在这样的灾难面前，尤其是当我们的世界需要牺牲部分来保存整体的时候，你们所设想的人文社会是十分脆弱的。”

小说里，自由民主的人文社会中产生的人是“人性的，太人性的”，如纤细精致的瓷器一般，美丽而脆弱，失去了刚毅，毫无忧患意识，醉生梦死，不思进取，傲慢无知。

危机来临时，他们又手足无措，呆若木鸡，而大难临头则慌不择路歇斯底里，成为一群乌合之众。末日降临时，正是这种可笑的同情心与道德感直接导致人类的灭亡——弱小与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面临黑暗的“宇宙道德”，人的道德实在是微不足道。

民主或者道德，在灾难面前成为一个巨大的嘲讽。

4.

有人说，人天性中便有民主的种子。然而这颗种子究竟会以怎样的形式破土？是否在任何环境中都是良木？

只是，和很多科幻小说一样，刘慈欣在《三体》里做的是“真空中的球形刚体鸡”实验，以冷酷和极端的理性来推演人类历史，但一旦涉及具体而现实的问题，这种推荐便容易出现裂痕。

民众的位置和价值在哪？刘慈欣反复摇摆。

“三体”游戏中玩家几乎都是精英阶层，而他们则深深认识到了人性的鄙陋，认识到文明的罪恶，这些是大众们所无法触及的。刘慈欣对于他们的行为，并未进行批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认识他们的看法，他认为人类已经失去了忏悔的智慧与意识，无法依靠自身得到救赎。但是另一方面，他也认为人类不应该灭亡，人类还有光辉，但是他在第一部结尾想到的解决方案却是“蝗虫”——以蝗灾来譬喻人类。

到了第二部，人类未来的希望却几乎完全寄托在四个面壁人身上，大众几乎只是陪衬。而后来罗辑以一己之力拯救了人类，并承担起执剑者的责任，却逐渐被人们视为暴君，并对一切强有力的人表示不信任，而将程心选为执剑者，以至于三体人乘虚而入。

刘慈欣摇摆于精英与大众之间，或许因为理性上他应当相信大众，但他无法确认任何人性的可信，他无法弥补当代人文精神缺失带来的巨大裂痕。人性无法推演，而需要借助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才能展示出来。

这种矛盾来源于刘慈欣切身经历的“中国经验”。

“文革”时期叶文洁由于人与人之间的猜疑、迫害，导致她对人类绝望而引来三体人；而在《黑暗森林》中人的欺骗性被正面运用，因之产生了“面壁者”——此时的人类虽然没有明确意识到黑暗森林法则，但已经开始进入这个游戏了；而在《死神永生》中，程心是一个圣母般的人物，但由于其缺乏杀伐决断的勇气，她以爱与和平的名义先后两次将人类置于绝境。

这些生死存亡的选择其实可归于一个选择：人性还是生存？而作为起点（“文革”）与终点（宇宙）之间的连结，刘慈欣也一直在进行着道德追问：“如果存在外星文明，那么宇宙中有共同的道德准则吗？”于是，刘慈欣纠结于两个向度的道德上：黑暗宇宙的零道德，和人性的道德。人类一次又一次地从绝境中重生，但最终依旧毁灭在歌者那轻描淡写的清理中（“给我一块二向箔，清理用”）。是啊，毁灭你，与你有何相干？

黑暗宇宙是无情的，冷冰冰看不到一丝光明。刘慈欣曾经非常强悍地表示：“敬畏头顶的星空，但对心中的道德律不以为然。”宇宙如同茫茫沙漠，生命多如沙砾，为何人类这颗沙子要如此特殊？虽然人类的内在世界同外在宇宙一样无限，但刘慈欣显然对此没多大兴趣，他认为那是“自恋”的主流文学的任务。隐隐约约中，刘慈欣对人性悲观而厌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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