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体》过后，刘慈欣在《流浪地球》中将末日带给了中国文化
“记住我这个话，这句话很极端，表面听起来很平淡无奇，其实这句话是很离经叛道的，只要科学技术在不断地发展，人类就有光明的未来。就这一个条件，不需要别的条件，不需要什么民主啊、人的道德提升啦、人有精神寄托啊，都不需要，只需要这一个条件，就够了。”
“太阳即将毁灭，人类在地球表面建造出总计一万二千个巨大的推进器，最大的高度达11000米，这样的大型推进器要帮助地球逃离太阳系，寻找新家园。”在刘慈欣的科幻小说《流浪地球》中， 大型推进器背后体现的技术，被刘慈欣看作大灾难面前唯一能够拯救人类的东西。
这种对于科技近乎理想主义的信奉，频繁地体现在刘慈欣创造和描述的科幻世界和末日体系中：对于遭逢灭顶之灾的人类来说，是科技而不是飘乎不定的群体民主、人性和道德能够拯救人类，且依赖于强有力的政府体制和强有力的法律、规则的推动得以存活。即使人类对于自己的终极目标是完全模糊的，但 “只要科学和技术在不断发展，人类一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当我们跟刘慈欣聊起末世灾难下什么是保障人类生存的最优解和他关心的人类终极目标时，刘慈欣进一步对我们明确强调，“只要科学和技术在不断发展，人类一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这句话，表面听起来平淡无奇的表述，其实非常离经叛道。
“记住我这个话，这句话很极端……就这一个条件，不需要别的条件，不需要什么民主、人的道德提升或者人有精神寄托，都不需要，只需要这一个条件，就够了。”
如果仔细品味这句科技理想主义的极端表述，刘慈欣一直以来被赋予的种种标签和种种评价就会变得更加容易理解——在刘慈欣的多部作品中，人物呈现出很强的功能属性，并且有强烈的国家浪漫主义、集体主义情绪溢出，甚至带有“十七年文学传统”的叙事风格。虽然刘慈欣自称受俄罗斯文学而非十七年文学的影响更大。
刘慈欣更关心人类的命运共同体，他预想过提交应对末日大灾难的方案，以推动各大国的政府体系对这些问题的重视，甚至在奥巴马来中国时试图与其探讨这一话题。
“我不是在开玩笑，外星人是很现实的事情，可能明天就来了。如果明天来了，我们总得有相应的应对政策。我们是在联合国的框架下和外星人打交道，还是以我们国家自己直接和外星人打交道，这个政策怎么把握？这一切都得有人研究，这是很深的问题。”
这也是当《流浪地球》这种小众垂直的文学品类，输出成为一种大众影视的文化产品时的意义所在——当“世界末日”的概念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电影中时，当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而非一个个独特的个体或种族出现，其呈现的超越时空的辽阔视角让读者产生的敬畏感，是人类跳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自恋情绪的一个路径。
“人类这个命运共同体，在灭顶之灾面前又应该怎么办，终极目标又是什么”等问题也许才会借此引发更多讨论思考。
以下是《三声》（微信公众号ID：tosansheng）与刘慈欣的对话整理：
《三声》：龚格尔（电影《流浪地球》制片人）说，他第一次见你，给你看了剧照，你当时就觉得能成，为什么？
剧照能传达出很多信息，包括电影制作的基本理念、它的成熟度。从剧照能看出来，他的电影的背景、环境，还是有很厚重的历史感和现实感，这种感觉在初次做科幻片的（创作者）中很少见。一般初次做科幻片、没有经验的创作者，创作出来的科幻片环节，就和一个玩具刚开封一样，特别干净、新鲜，这是最忌讳的。
科幻片的难，不是把幻想拍成幻想，把幻想拍成幻想不难，把幻想拍成历史是很难的。《流浪地球》至少这部分做到了这一点。我看了大量的科幻电影，我觉得这个电影不像是第一次尝试科幻电影的导演做的，他好像很有经验、很老练了。
《三声》：听说你20号看《流浪地球》的时候哭了。
我没有哭，胡说八道呢！我们作者和编剧是最不可能哭的。我是以一个创作者的身份去看这个电影的，（就像）工程师一样，看了这段我就想这段怎么能弄得更好呢，看了那段我会想这个不错，但往前可能好一些。
我不否认，电影很出色。但是我不是从那个角度去看的，我是带着工匠、工程师的心态去看的。
《三声》：你说你看《2001太空漫游》的时候感觉很震撼，看其它科幻电影，会有感情上的触动吗？
科幻电影不是给人情感触动的，也不是让你哭的，它给你的是一种超越现实时空的、遥远的、辽阔的感觉。包括《2001太空漫游》和别的电影，它带你去经历你没有经历过的时间和空间，带你领略人在宇宙面前的敬畏感，和对未知世界的向往。
《三声》：这正好是我刚刚想问你的，当你去想象宇宙的时候，你的内心升腾起来的是敬畏感。
对，敬畏感，也有一种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但是话说回来，纯粹表达这种感觉的科幻电影，制作成本是很高的，在目前中国市场风险也是很大的。这种科幻电影，中国观众还没有准备好接受。
《三声》：你曾经说，理想中的科幻电影是一步步朝着某个方向走的，现在中国科幻也是在起步了。
这个起步已经很好了。包括《流浪地球》，虽说是以情动人，但也有很多接近《2001太空漫游》的思考。比如，人类作为一个共同体，在灭顶之灾面前，我们的社会结构是什么样的，我们该怎么办，我们采用什么样的生存策略，比如最后你是让飞船走，还是让飞船和地球一块完。
这是很哲学的思考，这种思考在以前的中国电影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因为世界末日这个概念，是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电影中。中国以前没有这个概念。这是很大的突破。这个突破在于，世界末日在世界电影屡见不鲜，但这次是把中国的文化和情感，放在了世界末日里面。
《三声》：即使在整个中国的文学传统里，“世界末日”的概念也不是那么强。
往深了说，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中华文化没有末日的概念。
《三声》：它是循环的。
对，有循环，但中华文化的循环也是外来的。中华文化是无限延伸的，它认为未来是永远无限延伸的，没有末日。但是西方哲学意识里，有明显的末日，这来自于基督教。所以这个电影是第一次把末日的概念放进中华文化。
《三声》：可是你自己的作品里为什么有这么强的末日概念？
因为科幻小说是舶来品，我受西方科幻的影响很重，我就是看着外国的科幻小说长大的，所以我的思维中可能更多的是西方的哲学思维和西方的科学观。当然，我又是一个中国人，我肯定受到中华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
《三声》：那你觉得所谓“科幻文学的本土化”是个真命题吗？
从我自己的创作来说，我从来没有刻意让自己的作品显示出中国特色。比如说，我的小说翻译成英语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地对外国记者说，我希望你们看我的作品是因为它是科幻小说，不是因为它是中国的科幻小说。
科幻文学最珍贵的一点是，在科幻文学里，人类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它里面的种族特征并不那么强烈，这也是最让我珍视的一点。所以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通过科幻展示中华文化的某些东西，并不是我的目的。但我作为一个中国人，血液里就渗透着中华文化的基因，不用特意彰显，肯定有。
就说《流浪地球》，我选择这种方式逃离，我当时并没有任何意识，别人提醒我我才发现的，这是典型的中华思维，表现了中华文化的故土情结、回乡情结。但是我写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直到最近拍成了电影，我才意识到。
《三声》：在末世灾难的背景中，高度集中的权力体制，是保障人类生存的最优解吗？
首先，在这种灭顶之灾面前，有一点可以肯定，现有的社会体制肯定不适用。但是在那种大灾难底下，是什么样的社会体制是理想的，这是很复杂的问题，我们一两句话很难说清楚，有各种可能性。
但是有一点，在那种体制下，必须有强有力的政府和强有力的规则、法律。但也并不是说有了这些，就能度过大灾难。如果大灾难的时间短，可以，如果大灾难的时间长，比如几百年，这种极权体制，会抹杀人的创造力，而人类的创造力是人们生存最根本的力量。如果创造力都没了，短时间看没关系，长时间看，科学就没有发展、被锁死了。
而科学是在大灾难面前唯一能拯救人类的东西。这个在《流浪地球》中显示的也很清楚，那些大型推进器，都是技术的体现。
《三声》：你曾经说过，你如果是人大代表，你会提如何应对大灾难的提案，你是真的认真考虑过吗？
这个我不是开玩笑，他们认为我在开玩笑。
我们作为一个大国，应该有这方面的准备。因为人们一说你想外星人，你就是在想不着边的事情。科幻中有很多不着边的事情，比如这个电影里太阳的爆炸，这个最少是1亿年以后（的事情）。但是外星人可不是不着边的事情，它是很现实的事情，可能明天就来了。如果明天来了，国家的预案是什么？我们总得有相应的应对政策。
举个例子，假如外星人来了，我们是在联合国的框架下和外星人打交道，还是以我们国家自己直接和外星人打交道，这个政策怎么把握？这一切都得有人研究，这是很深的问题。
《三声》：你自己的这个方案付诸过文字吗？
我没有付诸过文字，因为我也不是研究政策的。当时奥巴马来中国，我见他也提到过这个，但是因为当时现场没有翻译，我的英语也就这样，大家没有充分交流。但是我觉得不管联合国还是各大国，大家应该研究这个，这是一个现实问题，而且比任何问题都现实。
《三声》：回到电影，很多人对这部电影的评价非常高，你自己觉得它对科幻的意义究竟多大？你也说过，整体来看，科幻的没落是不可避免的。
这是个误解。我说的科幻没落是科幻文学。我作为一个科幻作家，对科幻文学的前景是不明朗的，包括中国和美国的。但是我对科幻影视的态度是很明确的，它是很光明的。现在好像中国的科幻文学很辉煌，获得了最高奖，也获得了媒体很多的关注。
但是你听我这句话：在很短的时间内，科幻影视的影响将迅速超越科幻文学，很快中国的科幻文学就会沦落为为科幻影视提供一些最初级的内容，给人家弄一些能改编的东西。但是中国的科幻影视，必定有一个光明的前景，而且也不会等太久。在《流浪地球》这个电影之前，我就是这样预测。当然《流浪地球》的成功，会给之后中国的科幻电影一个很好的开端和起步。
《三声》：如果剥去科幻的元素、世界观设定，从情绪的表达和渲染这个角度看，《流浪地球》和《战狼》系列有相似之处吗？
题材是完全不一样的，非要找精神内核的话，就是人类个人或者群体，面对威胁自己生存的敌对力量的时候，那种抗争的态度。但是《流浪地球》里面，人类面临的威胁的灾难比《战狼》大得多。《流浪地球》的大反派就是宇宙和大自然，那种自然灾害的力度、广度、终极程度，是中国电影里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当然，它和《战狼》有精神上相通的地方，就是面对威胁的时候的勇敢的抗争、生存的愿望和牺牲精神。
《三声》：你会担心未来情绪主导型的东西，会更多进入科幻电影吗？
即便《流浪地球》有很强烈的情绪，但是它的科幻内容也很多，甚至比原来的小说都多。
我不担心。本来科幻电影就是很多元化的。比如和《流浪地球》同档期的还有《疯狂的外星人》，各种各样的都有。会出现特别情绪的科幻电影，也会出现很硬的、很哲理性的《2001》那样的电影，这才是中国科幻电影比较好的未来。
《三声》：你最喜欢的女演员是谁？
我看的大部分都是科幻电影，这里面演员其实不太重要。我对国内最流行的女演员并不熟悉，这个名字都叫不上来。
真正我比较喜欢的女演员，是赫本，但是我只喜欢《罗马假日》里的赫本的样子。赫本当然是个天才，她演过很多不同的角色，还演过妓女，那么清纯的一个女孩演了妓女也演得很好，但是出了《罗马假日》我就不喜欢她了，那个形象我觉得特别好，但是除了那个我就……
《三声》：你是什么时候看的《罗马假日》？
早了，大概是上高中的时候看到的。但是现在的女演员，确实印象不太深，感觉都差不多，没有特别有自我、有特色的。
《三声》：你自己的作品里，你最喜欢的女性形象是什么？
我的人物其实有很强的功能性。我是先有科幻构思，再有故事，再有人物，这个和一般的文学创作正好反过来。所以人物所花的精力是最小的，她是受制于故事的发展和制约的，并不能充分展现自己的魅力和个性。
所以我说不上最喜欢的女性形象。我觉得塑造得相对不那么平板的，就是《球状闪电》的主人公还行，但是我谈不上喜欢。一个外型很女性化的，怎么变成骨子里充满杀气的、很恐怖的，我并不喜欢，但是她很符合故事的需要。
《三声》：也有很多人直接批评你作品里的女性形象比较有偏见，甚至直男癌，你怎么看？
说这些话的人都只看过《三体》，他们没看过别的。《球状闪电》里有偏见吗？没有。《带上她的眼睛》也是女一号，有偏见吗？当然我不是说我自己的形象塑造多么生动，但是至少没有偏见。
《三声》：你自己现在是什么样的性别观？
我就是主流的性别观，我觉得不同的性别各方面基本都是差不多的、平等的，造成的差别基本上都是后天造成的。
《三声》：你觉得未来人类的婚姻形式会变成什么样？
各种可能，婚姻在科幻里不重要。婚姻肯定是渐渐趋于解体和多元化，这个不管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是这样。而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给两性关系的婚姻，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可能性，很可能未来一个人一辈子宅在家里就能活下来，你的婚姻生活一点都不会少。
《三声》：你自己现实里应该是比较保守的。
我和普通人一样，也谈不上保守或者前卫。
《三声》：你自己想过你想活到多少岁吗？
我当然能活多长活多长，谁都想这样。当然，活得长有一个前提，你得有正常的生活质量，如果躺在床上插个管，那还不如死了算了。有正常生活质量的话，当然活得越长越好。特别是搞科幻的，谁不想去未来看看未来是什么样的？
《三声》：有人认为你是十七年文学传统的后裔，你怎么看？
我其实受国内的十七年文学影响并不大，除了《青春万岁》这样个别的文学作品。我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比较大，当然俄罗斯文学和国内的十七年文学有点类似，但它比国内的十七年文学更厚重一些。我受他们的影响比较大，可能因为这个给人们造成了一种错觉。
《三声》：俄罗斯的文学，你提了很多次托尔斯泰，但是你从来没有提到过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也很喜欢，屠格涅夫我也很喜欢，但是托尔斯泰对我的影响是最深的。
《三声》：你对权威和体制怎么看？你会向往圣人政治吗？
政治体制我一直认为无所谓好坏，关键看它在什么地方、什么环境下。比如你提到大灾难下，就有大灾难下的体制，和平时期就有和平时期的体制。权威也好、极权政治也好，看放在什么地方，放在合适的地方就不是坏的。
科幻小说的魅力在于，它能通过一个设定，让现实生活中最黑暗最邪恶的东西，到那里是最光明最正确的，反过来也能做到，这是很有意思的。
《三声》：很实用主义的价值观。
这不是实用主义。判断一个体制好坏绝不是实用主义，它是很终极的一个东西。你不能在离开它所处的环境情况下判断它的好坏，这和实用主义没有关系。甚至扩大一点，人类历史上做的任何一件事情，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离不开人类的终极目标。你先把终极目标定下来，我才能知道这个做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问题是，现在全人类研究了几千年的终极目标，没有一个确定的。所以我们现在很难对现实做出最终极的是非判断。
《三声》：你自己有想过宇宙的目的和人类的终极目标吗？
我没有很深的想过，因为我知道这个问题难到什么程度。从古希腊开始到现在，包括哲学家、思想家在内，人们不断在想这个问题，到现在科学在飞速发展，技术在飞速发展，但是这些终极问题，几乎没有一点进展。一点进展都没有。我说的一点都不夸张。
从古希腊的哲学，发展到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到后来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一直发展到现在，对于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这个一点进展都没有。不是说稍有一点进展，而是一点都没有。可能某个时代前进了一些，但然后又退回来了，到现在完全模糊了。甚至现代的哲学家已经放弃了寻找这个。现代的哲学其实更多集中到了一些很实用的东西上，已经放弃了古代那种追求终极目标的雄心。这就是一个现实。
《三声》：你骨子里是偏悲观还是偏乐观？
我是乐观的，很乐观，但我是理性的乐观。我认为人类只要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们是有光明的前途的。但是这个正确的选择并不容易。就像现在的企业家们常说的一句话，选择比努力更重要。人类也是这样，人类的选择比他的努力更重要。但是如何做出不止一次而是好多次的正确选择，这个确实很难，而且这中间你做错一次或者两次，就很糟糕。
但是我坚信，只要科学和技术在不断发展，人类一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记住我这个话，这句话很极端，表面听起来很平淡无奇，其实这句话是很离经叛道的，只要科学技术在不断地发展，人类就有光明的未来。就这一个条件，不需要别的条件，不需要什么民主啊、人的道德提升啦、人有精神寄托啊，都不需要，只需要这一个条件，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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