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体》的例外状态与刘慈欣的后人类设定

“三体”系列中的地球始终处于危机的例外状态之中，如果类比霍布斯写《利维坦》时代的英国内战，则“三体”世界是一种宇宙内战的局面。基于对紧急危机、特殊状况、例外状态的暂时性举措如果常态化，很可能导致一种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说的极权状态，就是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谓的：“现代极权主义可以被定义为，透过例外状态的手段对于一个合法内战的建制。这个合法内战不仅容许对于政治敌人，也容许对于基于某种原因而无法被整合进入政治系统的整个公民范畴的物理性消灭。从此以后，故意创造出一种恒常性的紧急状态（即便在技术意义上可能并未宣告），便成为当代国家的重要实践之一，包括所谓的民主国家。……面对着被称为‘世界内战’的无法停止的进展，例外状态愈来愈称为当代政治最主要的治理典范。这个从暂时与例外手段到治理技术的转型，极可能根本地改变了（事实上，已经明显地改变了），传统上在不同的宪政形式间所做出之区分的结构与意义。确实，从这个观点来看，例外状态就像是民主与专制之间的一道无法确定的门槛。”[19] 在阿甘本看来，这是一种法的悬置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法和道德是零度状态，或者说它是形式有效而适用无效，这意味着开启了另一个崭新历史时代的可能性：建立新的法、道德和人。刘慈欣在对例外状态的描写中显示了他高度的现实感。

现实感不等于现实，或者是一种主观现实，因而它的对象是非表象和非具象的，这里体现出我们时代认识方式的一种转型，即不再是哲学式的囊括所有——那是康德及康德前时代的方式；也不再是理论式的究其一点、不及其余——那是体系化思考破产后的权宜之计；而是德勒兹所谓的情动状态（affective）。德勒兹从斯宾诺莎的再解读中发展出这种理论，进而成为一种认识论的转型：“观念的形式现实……自身就是某物[20]”，即通过非表象性的思想样式，人们就确定了一种观念性现实，而并使得这种观念性现实成为客观现实的一种。这在21世纪以来的“后事实/后真相”[21]时代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即不安全感始终笼罩在人类社会的上空，从而导致了情动的“例外状态”成为全球政治的常态。不安全感的来源一方面是风险社会的来临，各种不可控因素增多，比如工业化带来的污染、分配不平等导致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冲突、极权主义、种族歧视、核危机、金融危机、恐怖主义等。人们由此也对风险有了一种认识，“风险意识的核心不在于社会，而在于未来”[22]；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科技的发展，认知能力打开了更多的未知领域，从而打开了更多恐惑的空间。未来与未知产生了一种玛苏米（Brian Massumi)）所谓的威胁的政治本体：“面对未来的威胁，恐惧就是此刻预想的现实，是作为非存在的感受现实，是事物若隐若现的情动现实”[23]。它不是真实和事实，而是极度真实和情动的事实。依据情动而定事实的逻辑带有假定性，也就为先发制人的逻辑提供了合法性，比如美国的预防性的反恐措施，是“预先确保安全依靠的是预先防御行动带来的不安全”[24]，而这种逻辑事实上从美国蔓延到了整个世界，比如中国在各地加强的反恐预警和维稳措施。我们看到，无论是《超新星纪元》，还是《三体》，从临时政府到叶文洁及罗辑，尽管动机不同，都是面对来自未来和外太空无穷威胁的无限恐惧中的情动反应——科幻小说简直是对现实的直接反应，其中的人物处理的并非真实事件而是“符号——事件”，当下的行动是未来可能性的往回投射的结果。

这种威胁及消弭的情动举措看上去荒诞，却是无可回避而必须面对的现实。从世界政治历史进程而言，二战结束后的冷战局面尽管在现实中结束于20世纪末，但历史并没有终结，事实与想象中的对立依然在从经济、政治到文化、意识形态各方面展开。正如有论者发现的，自杀袭击式的量子化军队、集权主义式的思想钢印和同归于尽式的水星核爆……这些刘慈欣设想的科幻场景，与其说是某种新的抵抗形式或战争形式，不如说是20世纪最为清晰的灾难与创伤，如法西斯主义、人种改造与人体实验、核武器与军备竞赛等的抽象呈现，“历史这种幽灵般的在场方式隐约提醒我们，当代科幻叙事或许具有一个潜在功用，即将目光从历史转向未来、从此地转向宇宙，以超越性宏观想象逃离20世纪的灾难历史”。[25]但我倒并不认为科幻叙事是一种“想象性解决”、“令我们摆脱现实的沉重负担的‘安慰剂’”，毋宁说刘慈欣将新兴的风险社会现状所加深了的焦虑不安通过科幻呈示出来，而在一种去个人化、反人性论和集体性回归的意义上加以处理。

刘慈欣从一开始对世界对抗的清醒乃至残酷的认知就是来自于90年代后的世界局势和现实处境，西部经济的不平衡、9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下岗潮流、基础教育缺失与“劳体倒挂”等一系列情形在刘慈欣的中短篇科幻小说中都有所映射。当然，作为发电厂的计算机工程师，刘慈欣本人的生产与生活并没有受到社会大转型太多影响，但转型带来了一种情动，就像《球状闪电》中所说：“那些可怕的东西，可能有一天会落到你的同胞和亲人的头上，落到你怀中婴儿娇嫩的肌肤上，而防止这事发生的最好办法，就是抢在敌人或潜在的敌人前面把它造出来！”[26]林云在用球状闪电攻击反科学的恐怖分子时，面对被挟制的儿童人质丝毫没有人道主义的感伤情绪，这才是残酷的真实。刘慈欣相信“那些能让大多数人陶冶性情的美是软弱无力的，真正的美要有内在的力量来支撑，它是通过像恐惧和残酷这类更有穿透力的感觉来展现自己的”[27]，这个无疑是情动性的预防性举措，同时也是非人性的。

刘慈欣在各种场合和文本中都透露出“后人类”与非人性的观念。在早期的一些短篇中，他就已经解构了人道主义以来关于“人”的观念，《天使时代》重写了H·G·威尔斯《时间机器》中被压迫的莫洛克人（Morlocks）的故事。非洲莫桑比克的穷人通过基因改造可以靠吃草和树叶生存，这违反了西方的人道主义观念，但在挨饿的人看来，“人类文明的基石是有饭吃。”[28]基因改变后长起翅膀的黑人们对于西方军队而言，既像魔鬼又如同神灵，是对基督教伦理观念、西方强国碳政治的反讽。星舰地球在被三体人的“水滴”攻击之后，为了生存互相残杀，最后只剩下“蓝色空间”与“青铜时代”两艘飞往外星系的黑暗之船。这个时候他们已经“非人”了，刘慈欣忍不住给予其超越人类道德的隐喻式解释：“宇宙也曾经光明过，创世大爆炸后不久，一切物质都以光的形式存在，后来宇宙变成了燃烧后的灰烬，才在黑暗中沉淀出重元素并形成了行星和生命。所以，黑暗是生命和文明之母。”[29]。

在《2018》里，刘慈欣直接对人本主义进行反思：“自我的概念本来就很可疑，构成自我的身体、记忆和意识都是在不断的变化中，与简简分别之前的我，以犯罪的方式付款之前的我，与主任交谈之前的我，甚至在打出这个‘甚至’之前的我，都已经不是一个人了”。[30]后人类是去个人化的、非人本主义的，然而这种反人本主义却又指向最根本的人类生存，这里又显示出卢卡奇的总体性辩证法。人的内涵与外延并非某种本质主义的界定，而是客体与主体的统一，直接性与中介性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过程与目标的统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刘慈欣的科幻是一种“从绝对不可知中诞生的绝对的现实主义”[31]，承接了中国科幻开端时候的政治关注。他的广受欢迎，一方面可能暗合了大国崛起的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情绪，与主流意识形态形成了同构；另一方面正因为他的绝对现实主义的当代性，结合了卢卡契的总体性与布莱希特的形式上变革，并且灌注了科学技术的幻想试验，从而体现了我们时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即它走出时间是为了回到历史，想入天外的幻想建基于对科学基础理论的逻辑推理，和对贫富分化、金融贸易和国际斗争的切实判断之上，已经突破了19世纪正典化的现实主义，和20世纪以来内倾性的现代主义小说，而在“类型文学”中发展出一套冷峻、平面化、非人道主义式的科幻的现实感，指向的是新人与新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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